【明報專訊】最近政府的申亞工程在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大比數反對之下最終落幕，但其中我兼差的中大亞太研究所也被捲入其中，因為有議員及傳媒批評政府「隱瞞」亞太所所做的民調分析；負責調查的同事沈國祥先生更「一日成名」，成為傳媒追訪的對象。
首先申報利益，我並沒有參與這次民調，亞太所的電話調查中心是由沈先生及其他同寅管理，並由所長張妙清教授直接督導。另一項要「申報」的事情就是我其實和民調指出的「大部分」市民一樣，雖然支持通過舉辦大型運動會來推動本地體育，但對2023申亞「有保留」。前一陣子我已在《明報》以一家長身分撰寫文章表達了意見。
話雖如此，這件事也並非與我無關，因為我在亞太研究所也同時兼任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的工作包括推動這次民調在內的所謂「公共政策研究」。在我看來，是次「民調門」風波其實充分反映學界參與這類政策研究之難，所以希望在這裏「借題發揮」，向公眾解釋一下。當然，我只是在發表個人意見，絕不代表中大或亞太所。
今次民調風波，《明報》關注最多；報道也最詳盡，相信是有議員在收到民政事務局提交整份民調報告後感到不妥而向報界放料。不知是「放料人」有選擇性還是其他報紙不感興趣，在1月13日《明報》爆料之後，印刷媒體中只有《明報》有詳細報道。其後電台的「烽煙」節目才跟進。其實我們要感謝這次風波，今次不單提醒公眾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公眾對這類研究的關注。
有關這次民調風波，沈兄在第二天（1月14日）已向傳媒解釋，《明報》的報道亦相當足夠，我並不打算多講。反而，在事件中暴露了公眾對亞太所或學術界參與政策研究的現實了解不多，我希望在這裏補充一下。一般民意調查或其他政策研究，大多以委託研究（commissioned research）形式進行——即是由政府不同單位（如中央政策組，或今次的民政事務局）、社會團體（NGO、公共機構）、媒體（委託件數其實甚多）委託學界的不同學者或研究單位進行。如果這類研究所牽涉的規模或金額較大，就須公開招標；但如果是規模較小，好像這次的民調，就會由政府部門直接委託研究單位進行。一般我們都會先遞交中期報告，或先遞交調查結果數據，然後在整個研究完成後再交完整報告，有時，委託單位只要求調查結果數據，並不需要分析、結論或建議。在研究過程中，研究單位會和委託一方保持聯絡，並諮詢其對研究方法或有關研究安排等的意見。大家應該把這類委託研究和其他由學者主催的政策研究（如早前亞太所所做的一系列政制改革意見調查）或其他主要以其他學者為對象的學術研究（academic research）分開。委託研究的研究課題與方法，其實都是由委託單位而來，研究單位的責任，是要以嚴謹的學術水平把工作完成。
政策研究好難做！
其實，無論是進行受委託或自主的政策研究，在香港現今的條件下，都是非常困難。首先，公共政策議題的時間性非常重要，由提出到有定案，一般不超過大半年。雖然有時也有長期性的政策研究，但一般委託研究期限都不會超過半年——有些甚或在一、二星期內完成，好像這次的申亞調查由接洽到提交最後報告，就是在一個多月內完成。要在這麼短的時間中要完成研究，自然難度甚高，以致一些曠日持久的研究方法和課題，如深入訪談或上門調查都未必能用到，反而是比較有「效率」的電話訪問就常被採用。電話訪問的好處是能在短時間內就某些議題向公眾搜集整體意見，卻不能深入了解議題和市民的看法。至於公眾所關注的政治干預問題，在我們接受政府委託研究的經驗中，政府一般都會尊重我們的判斷而不會有太大干預。今次的事件中，政府也只是查詢了民調中心的結論依據，並沒有提出要修改。
今次事件中的焦點是政府有沒有蓄意「隱瞞」民調的結論，但也有傳媒指亞太所沒有「第一時間」在當天就公開澄清，這裏點出了我們做政策研究的另一個「難處」，就是如何與傳媒打交道。我自問是「宅男」教授，不懂如何和傳媒打交道，所以一般做政策研究都是盡量低調進行。主要原因在於媒體對我輩研究的結果，一般都有自己的詮釋，學者追求全面深入的分析，媒體要求突出讀者關注的熱點。我們的結論一般會有不同的「方面」，但媒體就希望我們只說重點。學者通常都有「雙手」（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但傳媒明顯希望我們是「獨臂刀王」，不要模棱兩可。在個人經驗中，記者招待會之後的「扑頭」訪問是最難應付的，因為無論你的結論有多複雜，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都希望你在兩句或十秒之內綜合。
有傳媒批評沈兄未能即時回應，其實在當天我們還未搞清楚政府公布調查結果的來龍去脈，根本無從回應。要知道對我們來說，交了報告就已完成工作，事實上也沒有餘力再去跟進委託單位如何發布結果。也有些研究是純粹內部參考，不會公布，在這情况下我們也不會過問報告的用途。媒體指出我們應該主動澄清；但其實政策研究的結果，無論政府或是傳媒，從來都是「各自表述」——除非有重大爭議，或是與事實嚴重不符。如果每一次我們都要澄清，相信我們每天都在向媒體澄清。當然好像這次民調事件引起公眾高度關注，我們是有責任澄清及交代，但我們也必需要時間來搞清楚要澄清或交代些什麼。
政策研究無地位！
不過，政策研究最難的地方，還是在於這類研究在學界的地位甚低，以致我們大部分只能在「業餘」的情况下進行。除卻沈兄這類全職進行政策研究工作的學者之外，我們大多都在教研單位有本業，業績都有特定指標，其中以「學術著作」——尤其是英語國際期刊為主。反觀政策研究報告，可算是「不入流」，對我們的個人升遷，其實毫無好處。在我本人的社會學界，就有所謂「公眾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與「學術社會學」（academic sociology）的矛盾，大概是指以公眾為對象的政策研究，被指為不夠學術而不為其他行內學術群體認同。更有一種說法指出，在現今的社會學界，什麼課題重要，或什麼才有學術價值，是由社會學界的中心——美國社會學界所決定的。從「全球」角度看來，香港這一「方寸之地」所發生的問題，當然只是「無關宏旨」。
老實說，以「月」或「星期」為單位的政策研究和以「年」為單位的學術研究當然不可同日而語，而現在當大部分學界同寅無可奈何都以向國際頂尖期刊攻堅為志業，這些相對「粗糙」的政策研究報告自然只能是「遊戲文章」。現在無論在哪一所大學，政策研究都只是我們CV（履歷）上面的一項無關重要的紀錄。我有些學界好友，如陳健民，把大量心力放在參與公共事務，推動政策研究，同時又是明星教師，但卻犧牲了個人的學術仕途，我們看在眼內，除了感到敬佩萬分之外，更加不忍說出「不如專注學術」之類的風涼話。誠然，也不是沒有兩者兼得的例子，如呂大樂或沈旭輝，但他們也一樣要面對「評等」的壓力，也不見得能投入很多時間從事政策研究。
在以往大眾的想像中，學者也許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辦公室叼著雪茄，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看書，悠閒地做研究，但現在大學教員跟這種學者形象可謂差天共地。除了教學與研究寫作，我們現在更要面對鋪天蓋地的文件，同時也要完成多如牛毛的行政工作。因為要達到公眾對大學教育的期望，我們把大量的時間放在質素保證（quality assurance）的文書工作。現今大學生面對社會快速變遷的壓力所引發的個人問題，也令我們必須多花時間從旁個別輔導。今天，大學教員和中、小學老師的工作和大部分的其他工種，都沒有本質上的分別，都是一樣的累人。在這情况下，「政策研究」對大部分學者來說，說穿了其實就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當然，「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知識分子理想，及改造社會的願景，還是會吸引一些學者進行政策研究，但這些學界「愚公」是否能完全滿足公眾和社會對這些研究的需求？今天的香港，學者「議政」容易，但做「政策研究」就很難。我希望今次事件能改變學界、政府及公眾對政策研究的評價，使香港社會明白只有嚴謹、中立及科學的政策研究，才能令我們的公共政策的討論和制定不會有「瞎子摸象」之感。
文 趙永佳
編輯 陳嘉文、蔡曉彤
